《合肥四姊妹》
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28.00元
《合肥四姊妹》的作者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如果读者对这本书的传主――张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姊妹的前两位稍感陌生的话，对于第三位，可就没有理由不熟悉了：兆和就是那个长达四年的浪漫爱情长跑的故事女主角“三三”，现代中国最出色的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沈从文的夫人。而对于张家的“四丫头”充和，去过湘西凤凰沈从文故居的人们，一定还记得沈墓碑碑阴那几行秀丽端严的小楷：“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几个概括了沈从文一生的字，文稿和撰写都是四小姐张充和的手笔。作为如今唯一还在世的“最后一个民国才女”，远在美国的张充和（她是汉学家傅汉思的妻子）也是95岁的老人了（她出生于1914年）。但她仍像金安平写作此书时（2002年）所描绘的，每日临池写墨至少三个小时，“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一样强壮”。目前正在“张门立雪”，跟张充和学习书法的苏炜先生曾经告诉我，将近百岁高龄，老人依然能够把墨池磨得霍霍生风，依然生活得十分精致、优雅、清洁。
身为民国闺秀，合肥张家的四位小姐，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她们的童年生活，她们的家族教育，亲自带她们长大的各位有姓无名却充满爱心的“干干”（保姆），在书中都有温情的描述：这些“干干”们，1930年代就批评巴金、老舍的作品“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唱本差多了”，甚至张家三女婿沈从文，还不入三小姐保姆的法眼呢。她瞧不上出身湘西蛮荒的军人家庭、连小学都没毕业、而且靠写“白话文”出名的作家。
四姊妹的母亲陆英，这位生育了十个儿女的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尽管早逝，她的生活细节却在女儿们的回忆中历历如画，非常动人。而父亲张武龄为晚清重臣张树声的长孙，却没有世家子弟纨绔少年的恶习，他生于富贵，婚姻美满，尽管不够轰轰烈烈，但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凡人。他把祖传的遗产拿来开办苏州女学，“他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也不属于任何政党”，他“尊重生命”，希望每一个人“在生命中有所作为”。这位视人性比抽象原则更高贵的宽容的父亲，是张家儿女真正的精神缔造者。这位温和的乡绅对于古典之学尤其古文字学造诣不浅。他在妻子死后马上送女儿们离家读书，其长子张宗和在17岁已经懂得，“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平凡的人，已经是很侥幸的事”。
由于金安平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是针对英语世界的，所以，书中某些地方因有简单的知识介绍与背景铺垫显得枝蔓，例如第10章关于昆曲部分的讲述，第11章关于关公戏文的引申。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显然还是有点隔膜，个别史料不够精准，但书中针对苏州女学开办时包括人员、课程、费用等详细资料的收集很珍贵。
在描摹四位小姐的生平尤其情感为主的故事中，读者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民国年间的大家闺秀，合肥四姊妹在容貌、才艺、家世、教育等方面，都可谓占尽先机，但她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似乎走得也不顺利。原因何在？她们具备了什么，又缺乏了什么？就情感层面的开掘深度而言，对照沈从文对张兆和内心世界的幽微刻画，这本书亦可圈可点。
大姐元和、二姐允和的故事在这本书描绘得已很丰满，三姐兆和也被学界关注太多，我这里想特别补充的是关于四姊妹的曾祖、淮军名将张树声，以及“四丫头”充和的诗词书法老师沈尹默的一点情况。
四姊妹的父亲张武龄，是张树声长子张华奎的嗣子。而在民国才子兼著名汉奸黄?的笔记体名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张树声与其子蔼青（即华奎，号称“清流腿子”），甚至直接关联到“同、光清流朝局盛衰”的关键，据说，张树声由署直督而至开缺两广，与此紧密相关。张华奎本人也因此离开北京，到四川任职。
张树声中过秀才，却以行伍出身发迹，身后除了奏章公文，没有任何私人性质的著述如日记、诗词等传世。这一特点，读者可以比较一下同为清代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虽然如此，仅仅通过这些乏味的公函，金安平还是富有创意地提出了一个值得学界继续关注的“合肥精神”。在儒家与曾国藩本人都特别看重的“忧勤”气质之外，安徽人（淮军）还充满“振奋之气”，并倚之在对抗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一点，曾经让湖南人曾国藩大为惊叹。而在《清史稿》中，因为“粤寇扰皖北”而以禀生身份与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的张树声，不仅靖卫乡土，而且“越境出击”，曾在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阵而击退陈玉成数万之众。尤其张树声倡导力行的坚壁清野法，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等人皆踵其后，“相继筑堡，联为一气”，在乱世破碎当中，使得“合肥西乡差全”。
尽管金安平针对“合肥精神”的表述与理解显然还有待深入，但这是一个准确的“提问”，值得学者继续关注。要知道，“徽商”与“徽学”曾经影响过中国经济界与学界，在五四风云当中，安徽人的身影仍然不容忽视，例如陈独秀、胡适。类似的，这本书描写了四姊妹的叔父张乔龄从蒋介石手下的长胜将军到晚年沦落为马戏团团长的传奇经历，有着“冒险家”气质的哥哥张尧龄、侄儿张鼎和……这些都是作者解说何谓“合肥精神”的参照。
在这本书中，张树声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四丫头”张充和的收养者、她的叔祖母（即张树声的儿媳）来呈现的，这位法名“识修”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的四女儿。
被一位早年守寡的孤独老人收养，张充和在她身边度过了全部少女生活（8个月到16岁），而她7岁时生母就离开人世。尽管在金安平的讲述当中，合肥老家的生活温婉含蓄，富有人情，但，或许这样一个特殊童年对张充和的情感生活有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她为何盛年选择远嫁“胡人”？她和诗人卞之琳之间到底为何发生情感纠结？她在“爱情”与“友谊”之间的冷静把持，依凭何处？可惜，这本书于此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描述空间，也许跟传主本人的有意回避有关。不过，张充和现在美国的学生都认为她生活得非常幸福，收养的儿女对她十分亲热与爱护。
早年守寡的名门闺秀的叔祖母，给张充和提供了系统、严谨的古典教育，这一点，正是她与同样美貌聪明、多才多艺的三个姐姐最大的区别：“四丫头”学问最好，“才智超群”。著名学者、考古学家朱谟钦是她授业时间最长的老师，教她整整五年。
1934年张充和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半之后她因病退学，没有拿到学位。因此，张充和的知识积累与文化底蕴，无疑主要还是来自她传统严格的私塾教育，包括她的书法。
1940年代在重庆的流亡生活，让张充和有缘成为沈尹默的弟子。
沈尹默（1883～1971）在民国笔人中拥有学者、诗人、词人、书法家、教育家等头衔。民国书坛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称，沈就是一代“帖学”高手。帖学自董其昌后，三百年一蹶不振，无复大观，他主张“回归二王书法”，明确指出由唐入晋的书法之路。沈书严守笔法，儒雅生动，韵致清润，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尤其楷书硬无棱角软有筋骨，清隽秀朗。有一个关于沈书风格变化的掌故广泛流传：1911年，心直口快的陈独秀老实不客气地告诉时年28岁的沈尹默，“诗很好，但字其俗在骨”。据说正是这一刺激，促使沈尹默从“指实掌虚”的基本功开始，重新练字，每日临池数小时以上，基本坚持了一生。
沈、张师徒见面，一句“明人学晋人书”的点评，他看出了她的优势，灵动；更看出了她的缺憾与提升空间。一个甲子之后，耄耋之年的张充和用直追晋人的笔意回答她的老师，她用了整整六十年的时间练习“出锋”。
张充和的诗词作品目前国内流传不多，不妨抄写一二，来验证沈尹默风格对她的濡染：
桃花鱼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赋归乡曲
三月嘉陵春似酒，一篙碧透玻璃。片帆欲挂柳依依，华年为客尽，归去更乡思。
这两首词，写成于1940年代的重庆。半个多世纪之后，83岁的老人“今日随缘遣岁华”，行将归探故国，清丽依然不减：
愁路远，记当初。眼前事事总模糊。年年归梦扶清影，及到归时梦待扶。
最后想说的是这本书的译者，凌云岚、杨早贤伉俪是多年潜心沈从文研究的学者凌宇的掌珠与快婿，他们与合肥张家的这层关系可说是因缘聚会，兼之译笔文采风流，实为一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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